散文丨“半边街”的记忆

　　■杨松林

　　七十年代的乡村有多冷呢?

　　现在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窗外夏天的我当然是感受不到了。如今在现代化教学大楼里读书的孩子们也是想象不到的，毕竟他们不知道，那时的乡下不是所有的孩子在冬天都会有棉袄穿，有的一身单衣便也过冬了。碰上下雨天更是扛不住，屋子本就阴暗，北边墙缝里还能听到风“呜呜呜”地灌进来的声音，再加上雨滴，冷便立即呈现南方特色——深入骨髓。

　　那时，我在一所土砖瓦房的乡村学堂读小学一二年级，周围的社员管这所学校叫“半边街”。“半边街”地方小，不似现在可以敞开了在过道、在风雨跑道上玩耍，只消几分钟就能全身暖和。那年月，我们得另辟蹊径。

　　女孩不用说，围成一圈自有她们的办法。男孩子呢，眼神一对，立马就往老师食堂边的暗道里跑，将老木门栓紧了，再全挤在角落里——“一二三，嘿——哟!”“一二三，挤嘿!”于此反复，卯足劲儿，等大家全暖和了，才满足地长叹一声，“好香呢!”然后活动活动筋骨，满眼放光地等待着下一轮。这项集体狂欢般的运动，我们称之为“挤油渣儿”。挤一次就能兴奋好一阵子，凭着这份兴奋，等待中午开饭的时间也就容易过多了。

　　我家离“半边街”比较远，学校特许我们可以自己带中饭来吃。所以每天来往的泥巴路上，除了背着缝有红五星的绿布书包外，还有就是手上提着个装满饭的“洋瓷缸”了。食堂的黎大嗲总会提前给我们热好饭，上午课一完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饭盒，彼此展示一番就是一阵狼吞虎咽。饭很好吃吗?不过是一堆红米饭，偶尔来点没油水的小菜，洋瓷缸里多是饭多菜少。要是谁的饭盒里能有个煎鸡蛋，那他在那一刻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焦点，享受着考试第一名才会有的来自小伙伴们的羡慕。然后，他会夹出一点点分给同伴。

　　小学的时光总是被玩乐充满，不论在课间还是课堂上。下了课，我们丢沙包、跳房子……玩跳房子的玩具，有用几颗算盘子拿根细麻绳穿起来的，也有从塘沟边捡来的铁螺陀壳串起来做的，都是自个儿想办法。晴天，操坪里玩的人多了，黄色的烟尘便会弥漫，随着欢笑声此起彼伏。上课了，我们聚在土砖瓦房的教室里，听龙老师给我们故事，年轻漂亮的董老师教我们学数学，唐老师还组织我们开展“生字听写比赛”，我在一次比赛中拿了第二名，学校在集会上还给我发了一张大奖状呢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知道了老师是严格的也是温柔的，学习是需要勤奋刻苦的也是有趣的，“半边街”是老旧的也是温暖的。

　　现在当然是见不到“半边街”学校了，就如同1977年秋天我入读一年级时再也见不到李家祠堂一样。

　　当年母亲领着我走进这所高大的土砖瓦房学校时，我还懵懂着，满眼都是长廊和伞柱，斑驳老旧的木门窗，黑漆漆的木板挂在教室前面的墙壁上，以及五六间房子坐落眼前时，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几年前能让我抬头仰望的李家祠堂。

　　还记得初次的踏足是跟随大人来这里参加社员大会，各生产队所有的社员都聚集在这个大屋场中，石头祠门，一座高台，大队支书坐在台上作报告，声音洪亮得很。台下呢，便是脸都朝着台上的方向、规规矩矩的社员，看上去那样子听得蛮认真的。那时我不到4岁，个子矮小，抬头看不见那个支书长啥模样，便干脆东张西望，仰起头发现一片方形的天空，“这是什么?”我奇怪地问。

　　“天井”，母亲说。

　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天井”，很奇妙。不仅因为它既能容许晴天阳光探下身子，也能纳下雨天顺着檐沟流下的雨水，还因为它的矛盾——无边的天与有界的井。到底是天塞进了四四方方的“井”里，还是“井”幸运地捕捉到了一片天，小时的我一直没有想透，何况我还来不及想，天井便没了——祠堂被拆了。

　　好多的男男女女，一队队，来来回回，秩序井然，原以为沉重得不可移动的祠门和高大的伞柱，寥寥间便消失一空，再眨眼，一个高大的屋场便没了顶，满泥巴地都是碎瓦砾。我是着急的，“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，怎么把它拆掉呢?可以住好多好多人呢……”我想上去阻止，但没办法，“他们不会听我的。”

　　后来我知道了，它还是能“装”下好多好多人，因为它成了“半边街”学校。一批批孩子从这里启蒙，从这里毕业，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村外。

　　如今，我执鞭三尺讲台，日耀层楼，玉兰飘香，眼前逐渐浮现的却是四十余年前“半边街”的土砖木窗，野草蔓蔓，还有石笔在石板上吱吱嘎嘎一笔一划的大字，田埂上三三两两的欢闹，以及凝聚过全校目光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，当时她的一角又是何等荣耀地翻飞于我的胸膛。

　　往事再省，岁月有情。夏去冬将来，今冬吹来的风里不再是刺骨的寒意，而是存于记忆深处的朴素的老师、淳朴的玩伴、有趣的游戏……这些一同拥挤着，将油渣香味儿挤出，化成一股无边的暖意，支撑着我从“半边街”的这一头走向另一头。而待我行至另一头时，或许我还能看见一个仰着头的少年。